實習生現象愈發成為了一個新聞報導的焦點，但鮮少見於學術端。

本文則是一篇難得的探討中國媒介產業中實習生現象的學術文獻。

作者以S和X兩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為案例，旨在探究中國互聯網行業實習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境。

在此基礎上，從數字勞工的理論視角出發，對中國媒介產業中的實習生制度進行批判性思考。

一、導言

實習生問題在學術界引起廣泛討論大抵可以追溯到2011年羅斯·佩林(Ross Perlin)的《實習生國度：如何在美麗新經濟中毫無所獲》(Intern Nation：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一書。

在該書中，佩林進行了一項為時4年的關於實習生的調查。

他發現實習越來越成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大學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佩林關注了實習生對特定產業和總體經濟的貢獻和影響、實習經歷對年輕人生活的作用，以及實習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性；

並批判了由實習生制度所引發的美國高等教育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

批判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期刊《3C：傳播、資本主義與批判理論》(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and Critique)在其2015年第13卷第2號的刊物上刊登了一組圍繞實習話題的文章。

話題包含了對實習概念的釐清(Corrigan，2015；Frenette，2015；Hope & Figiel，2015)，將實習制度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聯繫在一起(Boulton，2015；Ciccarelli，2015；Mirrlees，2015)。

從高等教育發展來討論實習制度(Einstein, 2015；Ip, 2015；Smeltzer, 2015)，以及從勞工運動角度來討論實習問題(Cohen & de Peuter，2015；Webb，2015)。

其中科里根(Corrigan，2015)在整理現有關於媒體和文化產業實習生經驗的文獻基礎上，提出用數字勞工研究中的部分理論概念。

諸如自我剝削和自我推銷等，來解讀實習生經驗。

截圖來自電影《實習生》

羅迪諾—克勞希羅和貝伯里克(Rodino-Colocino & Berberick，2015)提出高等教育在實習生制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高等院校不僅鼓勵學生從事實習工作，更提供學分制實習項目，以幫助雇主轉嫁勞動力成本，實習生恰恰體現了學生與工人之間界限的日漸模糊。

康帕特斯埃瑞斯(Kompatsiaris，2015)通過分析“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中出現的維護“實習生勞工權利”的案例。

強調實習生與就業不穩定的工人之間團結一致的重要性。這些研究無一不向我們展示了在數字勞工領域討論實習生制度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與這些輻射各大行業、融合高等教育和社會體制等話題、從多個角度分析實習生現狀與未來發展可能性的研究相比，中國關於實習生的討論大多集中於以富士康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中的廉價“學生工”(Chan & Pun，2010；Su，2010；Pun & Chan，2013)。

布朗和迪康特(Brown & deCant，2014)指出：

工業實習生(industrial intern)已經成為中國工業發展中重要且廉價的勞動力。

大量實習生在各個行業中以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酬從事著正規工廠工人的工作。

史密斯和陳慧玲(Smith & Chan，2015)認為：

中國目前的實習與高等教育試圖提供的就業前經驗相悖。

這些實習經驗往往只涉及簡單的工作，與學生的學術專長幾乎毫無關係。

這些研究往往缺乏對大學生群體更為雲集的互聯網行業中實習生現象的討論

事實上，實習生在當前的中國媒介產業內幾乎比比皆是，他們大多在媒體公司的社交媒體推廣部門或小型APP創業公司內從事新媒體內容的生產。

截圖來自電影《實習生》

例如，根據新華網報導指出：

在《中國青年報》2018年的一項社會調查中，2004名受訪大學生中有78.2%在暑假參與了實習項目，其中不乏在各大互聯網公司任職的實習生。

一方面，媒體公司雇用了大量在校實習生替代正式員工，以此來節約企業的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實習生出於學校要求和就業壓力不得不屈從低薪酬、低保障和高壓力的專業性工作。

本文基於現有的數字勞工理論框架，旨在探究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中國互聯網內容生產行業中的實習生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面臨著怎樣的困境？

其二，如何從數字勞工的理論視角出發，對中國媒介產業中的實習生制度進行批判性思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兩家分別位於上海與北京的大型互聯網公司，S和X。

2011年，S公司以在線娛樂為主營業務，曾一度壟斷中國在線遊戲和網絡小說的生產領域；

X公司以社交媒體為主營業務，曾一度在中國的社交媒體行業居於壟斷地位。

筆者在S公司和X公司採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法。

在兩家公司，筆者進行了三個階段的訪談：

2010年2月的7次訪談，2011年8月的9次訪談，以及2011年12月的5次訪談。

除此之外，筆者在2011年8-11月，以實習生身份進入S公司進行了參與式觀察。

同時，筆者還邀請X公司的一位員工(@匿名：小原)進行了自我觀察。

小原一直有撰寫工作日誌的習慣，他非常慷慨地提供給筆者他在2009年9-12月的所有工作日誌進行研究。

通過這些混合的定性研究方法，筆者對中國媒介產業中的實習生參與中國互聯網內容生產的過程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觀察和分析。

在此，筆者要特別說明，在S公司的參與式觀察屬於隱蔽式研究(covert research)。

這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在2011年左右，中國互聯網公司傾向於拒絕參與學術類研究，除非該研究能為他們帶來切實的商業利益。

顯然筆者批判取向的實證研究並不符合這一傾向。

事實上，在成功進入S公司之前，筆者曾採用個人投遞簡歷和朋友推薦這兩種方式嘗試進入幾家大型互聯網內容生產公司。

最終都因筆者明確表示自己的申請動機——為研究進行數據收集而遭到拒絕。

其次，因為筆者的研究不僅關注進行互聯網內容生產的專業數字勞工的工作和生活質量，而且還關注這些數字勞工的能動性。

筆者相信只有通過隱蔽式的觀察，才能在不影響這些數字勞工日常動態的情況下，盡可能真實地觀察到他們“真正的”能動性。

但不可否認的是，隱蔽式研究必然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

比如，筆者在觀察過程中不止一次感覺到自己在“欺騙”參與者：

很多參與者與筆者分享他們的個人故事，是因為他們將筆者視為朋友；

然而筆者很難準確地辨析在聆聽這些故事的時候，自己是研究者還是他們的私人朋友，這讓筆者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儘管時至今日，這種“欺騙感”依然不可避免地折磨著筆者，最終筆者決定在相關的研究中有選擇性地使用這些材料。

因為這些材料有助於理解中國互聯網內容專業生產者的經歷以及他們給產業和社會帶來的影響。

當然，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該研究的參與者，在下面的文本中，筆者盡可能地隱去所有涉及研究參與者隱私的信息。

包括他們所在的公司、就讀的學校、所處的職位以及姓名等。

在本文發表之前，筆者也徵求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參與者的同意，以便在這篇論文中分享這些故事。

筆者希望，該研究的參與者能夠理解筆者進行隱蔽式研究的動機及其可能帶來的益處，而原諒筆者當初的“欺騙”。

三、實習生的喜樂與哀愁

單從工作時間來看，大多數互聯網內容生產公司的實習生應被視為全職員工。

布朗和迪康特(Brown & deCant，2014)發現，Wintek公司(向蘋果和諾基亞提供產品的公司)的實習生通常每天工作11小時，每週工作7天。

截圖來自電影《實習生》

在S公司，實習生被要求像全職員工一樣連續工作。

S和X兩家公司的實習生很少有機會決定自己的工作時間，大多數實習生遵循著全職員工的工作模式。

很多實習生和全職員工一樣，經常被要求加班。

@小原，X公司技術類職位，2011年8月24日，北京訪談：

我在正式入職(X公司)前實習了5個月。所有在畢業前拿到offer的新員工都必須實習。我的頭兒希望我多干點活，就讓我比其他人再早一點實習。

@威廉，X公司技術類職位，2011年8月26日，北京訪談：

我在實習生的時候幹的活更多。我們當時3個實習生被要求做7個人的工作。

因為實習生往往是在校生，需要兼顧學校課業，從基本邏輯來說，實習生比全職員工更需要靈活的工作時間。

然而事實卻是，很多實習生的假期都得不到團隊組長的批准，因為有時候他們的工作關係到公司的日常運作。

截圖來自電影《實習生》

比如，筆者在S公司實習時的同事小珍，她當時已經臨近碩士畢業，所以需要經常請假寫論文和參加正式工作的面試。

但由於她的工作是負責新員工入職，不定期的新員工入職導致她的假期經常得不到團隊組長的批准。

最終她決定辭掉實習生工作專心完成論文，然而當時的公司要求她必須找到新實習生接替她的工作後才允許離開。

這一無理的要求體現出公司將尋找新員工的責任轉嫁給小珍這個實習生。

同時還表明，實習生不僅沒有所謂的“靈活的工作時間”，甚至連退出實習這一基本的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

S公司和X公司的實習生儘管從事著和全職員工一模一樣的工作，甚至在工作時間的靈活程度上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他們從來都無法得到同等的報酬，他們的工資比全職員工要低很多。

比如，S公司的實習生日薪是120元，沒有任何加班費。

與之相比，全職員工的平均月薪大概是1萬元。總體來說，實習生的工資低於全職員工的一半。

S公司和X公司都將實習生視為替代全職員工的廉價勞動力。

例如，據小珍說，當時公司人事部門需要為技術部門招聘一些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的翻譯人員。

但是在詢問了一些面試者的理想薪酬以後，她的組長決定招聘主修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的實習生來完成這項工作。

原因是全職翻譯要求的薪水遠遠超出了公司的預算。顯然，實習生在這種情況下被視為替代全職員工的最理想的廉價勞動力。

而在結束實習之後的一個月，筆者聯繫S公司的一位同事，她告訴筆者，人力資源部門的40名全職員工中已有30人被解雇，包括她在內。

相比之下，所有實習生都被留下，用來頂替全職員工。

正如佩林(Perlin，2011)所揭示的，實習生成為雇主“以低成本或零成本考驗年輕員工”的理想替代方案。

截圖來自電視劇《加油吧，實習生》

然而，實習生與全職員工類似的工作量並不能保證他們和全職員工擁有一樣的地位。相反，實習生往往是公司中的弱勢群體。

@小原，X公司技術類職位，2011年12月20日，北京訪談：

大多數實習生都按我們說的做。他們做我們給的(工作)……他們和我們是兩個群體，(畢竟)他們還是學生，不是專業人士……他們是……二等公民。

根據小原這一類全職員工的說法，他們才是真正控制生產過程的人，而實習生更多的只是“機械的”執行者。

這種全職員工與實習生之間的矛盾在筆者的觀察過程中時有發生。

比如，當時在S公司實習生群體中廣為流傳的一個故事是：

一個在S公司工作了3個多月的實習生本來已經收到公司正式工作的offer，但最終被拒絕，僅僅是因為她實習時期的團隊組長不喜歡她。

當她收到這一消息的時候，大部分的校園招聘都已結束，這就意味著她在那一年並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須再等一年。

在這種情況下，一名全職員工甚至擁有對實習生的“生殺大權”。

有時候，實習生需要為全職員工的“失誤”而負責。

例如，小珍有一次被她的團隊組長責罵，原因是在小珍休假期間一名新員工找不到負責人辦理入職。

儘管小珍和組長爭辯說當時她在休假，這不屬於她的工作失誤，但因為她是組裡唯一的實習生，所以最終的責任歸咎於她。

正如小珍所述，凡是出錯就一定是實習生的錯。

筆者在S公司還發現，實習生、全職員工和團隊領導分別有自己的“午餐用餐區域”。

團隊領導經常一起開車去上海市中心的餐廳，全職員工通常會去軟件園中心的餐廳，而實習生通常會去地鐵站附近的廉價小吃店。

大多數員工會自動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用餐區域”，很少有全職員工或實習生和團隊領導一起去吃飯。

實習結束以後，大多數實習生都希望得到轉為正式員工的機會，但是轉正往往由“人情關係”決定。

在邊燕杰看來，關係在中國社會中貫穿了從進入工作到工作內部流動的各個環節。

有關係的人能夠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而關係網絡往往會約束那些“在社會關係網絡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Bian，2002，p.107)。

戈爾德等同樣指出，關係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基本要素，與中國社會的一些重要問題關聯密切。如“感情用事”“人情”“面子”“禮尚往來”等(Gold et al.，2002，p.4)。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要想在一家公司獲得晉升，與上級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必要條件。

截圖來自電影《實習生》

同樣的，“關係”在短期內幫助畢業生擺脫激烈競爭從而找到好工作方面發揮著重要且積極的作用。

在互聯網內容生產行業中，這種“關係”法則依然生效，比如，筆者在S公司觀察到的4名實習生的最終去留問題恰恰對應了這一法則。

小珍、小莉、小溪和小雪是筆者在S公司最為親近的4名實習生，她們都是來自於上海各大名校的碩士研究生，也都希望在畢業後能留在S公司成為全職員工。

但是在四輪面試結束後，只有小溪和小雪獲得了正式職位。儘管小珍得分最高，但因為她與上級的不良人際關係而導致落選。

小溪在第一輪面試中就遭到拒絕，但是因為她與團隊組長有著良好的關係，而新上任的組長急需一名忠於她的新人，使得她被破格錄取。

小雪在第三輪面試中也被刷下來，但因為她與一位高管關係較為緊密，最終人事部門還是選擇錄取她。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樣：

擁有強大人際關係網絡的求職者往往比那些關係薄弱的求職者有更多獲得好工作的機會，無論後者擁有多麼優秀的技能。

而在上述案例中，筆者還想補充，所謂的“人際關係”不僅包含實習生與上級之間的私人關係，還包含“職場政治”。

比如，小溪獲得職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來的團隊組長需要拉攏下屬來確保自己的利益。

以上種種看似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引發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兩個問題：

為什麼仍有大批學生湧入實習市場？

即便實習市場存在著諸多不公平的工作待遇，學生為何仍對這一市場前赴後繼？

四、誰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無酬勞工”？

目前關於數字勞工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以下兩個研究議題：

• 針對專業勞工被剝削的討論(Gill, 2002; Ross, 2008; Qiu, 2009; Hesmondhalgh, 2010；Kennedy, 2012；Xia, 2014)；

• 將受眾視作被剝削的勞工的討論(Barbrook，1998；Hills，2002；Fuchs，2015)。

前者多集中於批判資本對不同數字領域中專業勞工的剝削，後者則多集中於批判數字資本主義對受眾從時間到數據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剝削。

將受眾視作被剝削的勞工的討論源自：

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Smythe)的受眾商品論；

巴布魯克(Barbrook，1998)關於禮物經濟(gift economy)；

特拉諾瓦(Terranova，2004)關於無酬勞工(free labour)的討論正式將受眾能動性納入數字勞工的討論範疇。

意大利的自治馬克思主義學派(autonomist Marxist)更是將無酬勞工和非物質勞工(immaterial labour)的概念發揚光大。

福克斯近些年致力於將這類非專業勞工與專業數字勞工融合在一起，倡導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批判性地解讀資本對上述勞動力的剝削(Fuchs，2014)。

區別於“受眾勞工論”對數字時代普通用戶的研究，關注專業數字勞工的討論首先涉及對不同類型數字勞工的定義。

佛羅里達(Florida，2002)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

麥克切爾和莫斯可(McKercher & Mosco，2007)的知識勞工(knowledge labour)；

赫斯蒙德夫(Hesmondhalgh，2010)的創意勞工(creative labour)。

儘管學者們的定義各不相同，但都將這些專業數字勞工的工作生活與批判資本主義體系聯繫在一起。

赫斯蒙德夫提出：

現有關於無酬勞工的辯論只是將注意力停留在相關行業的就業與職業問題，而未能關注專業勞工對抗壓迫性工作條件的潛能(Hesmondhalgh，2010)。

他進一步質疑“無酬勞工”這個概念的批判有效性：

無酬勞工關注的受眾多大程度上適用於剝削這一概念？在數字時代，免費提供個人使用時間和數據以供資本積累是否是最值得研究者關注的議題？

在赫斯蒙德夫看來，與飽含爭議的受眾被資本剝削的論斷相對應，媒介產業中真正體現不公正的是實習生體制。

他指出，年輕人願意接受相當長時間的無酬工作完全是因為對創意勞動的過分推崇導致的“供過於求”的結果。

而無酬實習生制度的普遍化降低了全職員工的待遇，同時也使媒介產業加深了社會的不平等性：

只有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才能在沒有工資的情況下從事實習。

而越來越多的高校媒體教育將實習列為獲取學位的必要課程也使年輕人迫切希望從事這一無酬工作。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赫斯蒙德夫認為：

這種將年輕人作為媒介產業中無酬勞動力的做法實際上犧牲了他們可能花在探索創意和拓寬知識視野上的時間。

而這種對未來創意與發展的探索過早地被行業日常化、瑣碎化的工作所侵蝕，最終將無法促進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筆者認同赫斯蒙德夫的觀點，認為現有關於數字勞工，尤其是無酬勞工的研究過多地關注了受眾群體，如互聯網用戶。

相較於這些因為花費大量時間在互聯網上而為資本累積與再生產提供無酬勞動力的互聯網用戶而言，那些承受著低薪酬、高工作強度與壓力、不公正待遇的高校實習生更值得研究者關注。

邱林川描繪了中國自漢代以來的教育系統發展的歷史圖景，重點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的教育體制改革。

截圖來自電視劇《大江大河》

這一改革政策倡導將國家義務教育擴大到“農民和工人無產階級”中(Qiu，2009，p.35)。

尤其是1999年頒佈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計劃”和“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兩項政策，極大地擴展了大學教育的覆蓋範圍。

這一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問題：

• 大學學位質量因大量畢業生而受到衝擊；

• 大學學位質量的下降造成就業困難；

• 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孕育了廉價的實習生等。

2011年的畢業生就業問題使該年再度被貼上“最難就業年”的標籤，小珍所在的上海重點院校在這一年也無法倖免。

據小珍所在大學就業指導中心的一名老師透露，該校2011年的畢業生起薪已經降至3000元，甚至低於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資。

即便如此，小珍的朋友所在的德語班當年畢業生中只有1名學生收到安利銷售員的offer。

而小珍從她數百次工作面試經歷中發現，每10位應聘者中幾乎有7位擁有碩士學歷，且大多是“海歸”。

因此，就業困難對畢業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畢業生不僅需要有良好的學習成績，更需要在畢業前積累大量工作經驗，比如實習經驗。

換言之，教育貶值導致的就業競爭激烈迫使這些學生即便在知道自己的勞動力免費或是以最低成本被資本徵用的情況下：

仍舊義無反顧地投入資本市場的懷抱，成為一名實習生。

赫斯蒙德夫指出的實習生制度加深了媒介產業中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在中國語境下，這一問題與城鄉不平等問題是緊密相關的。

誠如赫斯蒙德夫所述，只有來自富裕家庭的年輕人才能承擔沒有工資，甚至需要自己支付高昂生活費用的媒體實習工作。

中國大學生群體中的農村學生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價。

小珍的朋友小雅來自西安的一個農村家庭，為了籌措她的大學學費，家人向所有親戚借錢；

而為了支付在上海的高昂生活費用，她將本科至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空閒時間都花在實習上，無論這些實習是否與她的專業技能有關。

即便擁有這6年半間形形色色的實習經歷，2011年臨近畢業的時候，小雅還是沒能找到工作。

而當小珍告訴筆者小雅因為缺乏生活費而向她要一些自己煮的粥當做午餐的時候，那種夾雜著悲哀、同情、沮喪的複雜感受，時至今日在筆者寫下這篇文章之時，仍然記憶猶新。

除此之外，新媒體行業中的實習生在遭受公司“宰制”的同時，他們在校園中學習和生活的境況又何如？

實習生的導師是否給予他們最大的支持來幫助他們擺脫上述困境，抑或是運用校園中導師制度所賦予他們的“生殺大權”對學生勞動力進行免費的徵用？

師生權力的高度不平等性問題與數字勞工研究，尤其是無酬勞工研究相關聯，這是否能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實習生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

大學作為社會的縮影，其中不乏來自經濟水平和教育資源落後的農村地區的學生。

而付出與收穫極為不平等的實習生制度讓這些原本已掙扎在基本生存線邊緣的學生喪失了基本的拒絕機會，更遑論思考實習制度是否合理。

而作為學者，當我們批判性地用數字勞工這一理論資源解讀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係時，是否忽視了我們身邊這群近在咫尺的、更值得用數字勞工框架去批判性解讀的群體呢？

這一問題也值得當下關注數字勞工議題的研究者時時捫心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