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道德經》第十七章時，樂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這是對領導的評價和劃分。最好的領導什麼樣？你不過知道有這麼一個領導存在，說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條理順暢，不用天天開會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

還有一個版本更極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領導是感覺不到存在的領導。想想也是，感覺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這是多高明的領導藝術啊。排第二位的領導是被人讚揚的領導。排第三位的領導是被人畏懼的領導。最差的領導是被人天天拿在嘴上罵的領導。

這種劃分非常耐人尋味。我記得“文革”後期，即使呼倫貝爾這樣的邊遠地區，教學秩序也基本恢復了。 我媽在學校工作，說了這麼一句話：“其實咱們學校現在挺好的，哪怕校長不在，只要打鈴的人在，就可以正常運行。”這句話讓她挨了一通批，說她不講黨的原則，缺乏組織紀律性。

很多年後，他們老同學聚會，還總是提起我媽這句話，因為那其實是一種挺理想的境界。一個學校，如果只靠鈴聲，就可以各司其職，說明校長領導有方，用不著天天訓話、表決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發明過一個“白氏理論”：任何一個單位，只要到了開始強調考勤、打卡等紀律的時候，一定是它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因為一個走上坡路的單位，人人不待揚鞭自奮蹄。或許員工10點才來上班，並沒有趕在8點打卡，卻自覺幹到第二天凌晨3點，不需要監督和催促。

《東方時空》剛創辦的時候，從來不打卡，沒有紀律方面的要求，我們卻幾乎住在單位。到了後來強調打卡的時候，影響力就很弱了。

當然，這四句話不僅僅是評價領導或官員，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種秩序和境界。

《道德經》第三十六章說：“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要從你這兒拿走什麼，一定先給你什麼。

《道德經》對物質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處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處說，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歷朝歷代的興衰，總有特定的規律，日不落帝國也會日落。

個體命運也會經歷週而復始的起伏。對於我來說往往是這樣：真正失意的時候，我睡得最踏實，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麼；但是趕上特別得意的階段，反而會很恐慌，因為可能要下山了。

記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國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奧運會直播，回來以後中央領導接見，還沒跟冠軍們的教練握手，先來握我的手，這還了得！

之後我把手機關了，閉門研究新節目，整整一年。回頭看，要是沒有那一年的沈寂，就不會有後續的動力。

那時，作家劉恆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陽落山啊。”我說：“大哥您放心，我換個地平線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頭一天，我把自己擔任的三個製片人職務全辭了。我一走，身邊十多個人受益：三個副製片人升為正製片人，N個主編升為副製片人，又有N個人升為主編。

《道德經》裡有這麼一層含義：杯滿則溢，怎麼辦？把裡面的水潑掉。 要是不潑掉這杯水，我恐怕也不會繼續走這麼長的路。因此，“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有人說，那乾脆徹底無為，給的時候就什麼都不要。這不對。應該是種什麼心態呢？要歸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壽。”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經》翻譯成白話文，給“反腐”中進去的官員一人送一本，他們全得號啕大哭，後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時候看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義呢？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