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托馬斯·C·謝林著，謝靜、鄧子梁、李天有譯，李天有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和所有的好書一樣，它不但以簡潔清晰的筆觸給讀者以系統的理解，而且能引起讀者的思考。作者托馬斯·C·謝林先生——一位不喜歡用數學工具進行分析的博弈論專家——和羅伯特·奧曼教授因為博弈論的貢獻而分享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更增添了它的誘惑。這本書中的相關思想，也正是謝林先生獲獎的理由之一。無論你是普通大眾還是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都會從中獲得美妙的享受和洞察力。沒有那麼多的行話，沒有那麼多煩人的圖標和公式，沒有微積分和矩陣代數，謝林優美流暢的文筆讓你在閱讀的時候幾乎要忘記你正在進行一項高品味的智力訓練。自卡萊爾以來被稱為“沉悶學科”的經濟學在謝林的筆下迅速地輕鬆起來。

一、可樂里的雪碧多，還是雪碧裡的可樂多？

茶几上有一杯可樂和一杯雪碧。你從第一杯裡舀出一勺可樂到入雪碧中，再從混合了可樂的雪碧中舀出一勺到入第一杯。現在是可樂里的雪碧多，還是雪碧裡的可樂多？

這看起來不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但如果你現在沒有得到正確答案，那就說明你很有可能對經濟系統的一些重要問題的理解還有待改善。先說正確答案：一樣多。理由極其簡單：現在可樂里的雪碧所佔的空間，正是舀出去的可樂騰出來的。

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後，如果不出意外，你通常會有一點點鬱悶：該死，連這麼個簡單的問題怎麼我都要想這麼久！甚至你的自信心也可能因此而大受打擊。不過，即使你現在還沒有完全想明白是怎麼回事，也不必太在意。拿這個題目問問你周圍的人，最好是經濟學博士或者數學教授，他們的第一反應大概都和你當初一樣，這幾乎屢試不爽——知道這一點，極有利於恢復你的自信。

這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會計恆等式，就像在貿易平衡的時候，一個國家的進口和出口一定相等一樣。但是類似這樣的簡單恆等式對於經濟學分析極為重要。正是這樣一些簡單的會計恆等式構成了我們分析收入和增長、貨幣和信貸、通貨膨脹、貿易收支平衡、資本市場和公共債務的基礎。

道理說穿了似乎極其簡單，但即使專家也常常出錯，有時候還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前幾年國際金融危機頻頻爆發的時候，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總是習慣性地要求受到衝擊的國家減少貿易赤字。如果IMF的決策者會解上面這道把飲料舀來舀去的題，就應該意識到，一國的貿易盈餘一定對應著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從而全球範圍內的貿易盈餘和貿易赤字一定會相等，因此在中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存在的巨額貿易盈餘消除之前，世界範圍內一定會存在相應的巨額赤字——韓國的赤字被按下去了，但是肯定又會在其他地方——比如巴西— —冒出來。事實上，斯蒂格利茨就是這樣調侃他們的。

IMF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做的題，即使你現在還沒有想出來，也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來安慰自己。被這樣的題困擾，並不說明你的智商受到挑戰，而只是說明你或許該看看謝林的這本《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實際上，這道題就是謝林提出來的，只不過他說的不是可樂和雪碧，而是杜松子酒和苦艾酒。

二、經濟學可以不沉悶

謝林是經濟學家——尤其是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中寫作風格很平易的一位。博弈論因為被描述為研究“戰略行為”的學問而引來很多熱情的讀者。可是翻開討論博弈論的著作，十有八九在“非技術性介紹”之後，接下來就是技術性很強的數理分析。雖然職業經濟學家通常會認為，這些數理描述更精緻更高雅。但是那些連篇累牘的數學符號足以令象牙塔之外的讀者望而卻步。這斷了很多人去博弈論的路。而謝林先生的作品則別開生面。因為他主要致力於博弈論在社會經濟分析當中的應用，而不是對作為分析工具的博弈論的發展。作為學者，他總是興致勃勃，他的著作總是充滿了直觀生動的例子，這足以讓很多希望一親博弈論芳澤的行外人士驚訝而後高興了——何況謝林先生的筆還如此輕靈呢。經濟學家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是，降低一個行業的進入壁壘，有助於這個行業的進步，並且增進社會福利。謝林先生的著作就有助於降低博弈論這個行當的進入壁壘。也因為這個原因，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關於2005年諾獎得主貢獻的介紹中說道：“謝林的著作即使非專業人士也易於理解，所以我們推薦大家直接閱讀他的原作。”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也是典型的謝林式風格：深入淺出。這本書討論潛伏在宏觀行為波濤底下的微觀驅動力量。書中大量的例子使得原本艱深的經濟學理論一下子平易近人起來，而且一些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比如“均衡”，比如“超調”，經過他的描述也變得更加切實而直觀。因此只要對於經濟系統的運行發生了興趣的人，都會從中獲取智慧。只要你對經濟系統的運行尤其是博弈行為和博弈均衡感興趣，即使你是沒有任何經濟學基礎的行外人士，也可以輕鬆地從謝林的生動講述中獲得啟發。最要緊的是，你會發現，雖然現代經濟學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看起來拒人於千里之外數學公式和圖表，現代經濟也日益紛繁複雜，但一些支配經濟系統運行的規律其實是如此簡單——有時候簡單到就是兩個杯子裡的飲料舀來舀去。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超調”（overshooting）。《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中用一個恆溫器的例子，就簡潔明快地說明：所有的超調都起源於某個行為和其結果之間的時間滯後，並由此產生週期行為。當恆溫器把室溫加熱到設定溫度後停止加熱時，暖氣片中留下的熱水還會繼續加熱房間直到兩者溫度相等；而當室溫低於設定溫度之後，恆溫器又要工作一段時間才能加熱房間，此前室溫會一直下降。這就是超調。在動態系統中只要有時間滯後（time-lag），超調就如影隨形。可口的美食常常吃到撐，那是因為從“吃飽”到“感到吃飽”需要時間，所以在你感到吃飽的時候，往往已經太多了。金魚有可能是這種情況的一個極端的例子，它們常常撐到死，這或許是它們吃得太快，或許是它們反應實在太遲鈍了。在經濟學中，魯迪格·多恩布什用商品市場上的價格粘性為基礎構建的匯率超調模型，是最有名的例子。

有一點或許要解釋一下。本書的一位譯者認為，這本書的缺點是“引文太少，而且論證和模型也多為敘述性的，很多推理過程和結論也只是一概而論”，“所舉的例子也不實際，而且書中的假設也與現實頗多背離。”但這些實際上都不構成真正有力的批評，而且這些“問題”可能恰恰反映出本書的特點和長處。雖然書中很多推理過程並沒有給出嚴格的說明，但是在流暢簡約的行文背後，即使以專業的標準來看，其內在邏輯也是嚴謹而清晰的。說到表達方式，如果反過來採用大量“技術性的”而非“敘述性的”論證和表達，那還是那個我們喜歡的謝林嗎？至於說假設前提的非現實性，阿爾欽和弗里德曼在半個世紀前就做過很好的闡述，現在我們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因此也就不再饒舌了——何況由我們來拷貝一場當年經濟學方法論的大論戰也毫無必要。

三、劍宗和氣宗

和非專業人士不同，職業經濟學家接受過高強度的嚴格技術訓練，這有助於培養思維的嚴密性，但同時也常常會付出對現實世界隔膜加深和經濟學直覺下降的代價。職業經濟學家容易傾向於推崇複雜而精巧的模型。“經濟學家像藝術家迷戀自己的模特兒（models）一樣迷戀自己的模型（models）——肯定的是，沒藝術家那麼爽。”我們在熟悉了用集合論一類的語言來表達各式各樣的博弈均衡之後，回過頭來卻可能發現，自己對現實經濟系統的理解並沒有因此而加深，甚至可能反倒是隔膜加深了。經濟學也因此被譏為“屠龍術”。如果說來自於非經濟學家的這一類批評可能包含著某種程度的酸葡萄心態，或者難免隔靴搔癢，那麼，像科斯這樣的學者也因此而警告說經濟學院有可能變成神學院，就應當引起重視了。

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中，近年來一直有究竟應當強調技術訓練還是經濟學直覺的培養或者思想創新的爭論。而實際上這種把二者人為地對立起來、強分彼此的視角，只可能引起類似於金庸筆下《笑傲江湖》里華山派劍宗和氣宗之間的衝突。毫無疑問，分析方法的規範化和表達方式的規範化，有助於經濟學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並大大降低同行專家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交易成本。當年，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之間因為缺少規範的分析工具和語言，產生了諸多今天看來並不必要的爭論，就是對此最好的反面說明。就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狀來看，強調規範的分析也是極其必要的。但如果把經濟學研究等同於表達方式的形式化，把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一概描述為分析工具的進步，甚至在經濟學教學當中排斥對於經濟學直覺和思想的培養，那就相當於剛從井裡出來馬上又掉到坑里了。雖然更像數學家的納什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應該看到，經濟學對數學家的青睞是有選擇的——畢竟還有那麼多拿了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沒有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們應該明確，不管經濟學如何發展，它的根本目的總是幫助人們更加準確更加深入地理解現實經濟系統。儘管納什教授幾乎不從事任何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但他獲獎的真正原因卻在於，他的工作有助於改善經濟學家對於現實經濟世界的理解。經濟學獎授予納什，其實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一個自然選擇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正是像謝林這樣致力於應用博弈論對現實世界作出深入分析的經濟學家，幫助納什摘取了桂冠。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謝林和奧曼分享諾獎這一事件本身俱有強烈的象徵意義。附帶說一句，曾經看到一位喜歡謝林的經濟學家在為諾獎委員會把謝林的名字置於奧曼之後而鳴不平，這或許是由於中國人習慣於把排名次序和人物的重要程度聯繫起來，像發表論文時強調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和國際刊物上很多論文的作者排名一樣，這個排名依據的也只是作者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

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您是一位從事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專業人士，並且此前對於博弈論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也會通過閱讀這本小書而進一步改善對於博弈論和經濟系統的理解。在閱讀過程中，你或許會不斷地發現，一些自己一向以為理解得非常清楚的經濟學概念，竟然還有那麼多深層次的內涵可以挖掘，並且它們可以獲得如此直觀而清晰的描述。然後你可能會說：“誰說經濟學的直覺就不能培養呢？”

四、幾個詞的翻譯

接下來，我們談談譯文。一口氣讀下來，全書的譯筆是流暢而準確的。尤其在經濟學譯著氾濫、而翻譯水平卻並未隨著譯著數量的增加而提高的今天，能夠讀到這樣的譯文，作為讀者的我們應該已經要感到滿足和高興了。

但翻譯工作是出了名的費力不討好。任何譯作都難臻盡善盡美，因此早年界內遂有“翻譯如女人，美者不信，信者不美”的話頭。可是旁觀的讀者，又總耐不住吹毛求疵的衝動，尤其面對謝林先生這樣一本難得的好書，目光就在不經意間變得更加挑剔，因而也就難免總會挑出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說“tipping”一詞的翻譯。諾獎委員會介紹謝林的重要貢獻，本書中對“tipping”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tipping”的意思，是系統迅速地從一個均衡轉向另一個均衡。比如，假定起初某個社區的居民是同類人群，這是一個穩定的均衡。如果後來有一些少數種族搬到這個社區，通常會使一些原有的居民搬離這個區域。這樣就使得更多的少數種族可以搬進來，又進一步引起更多原有居民的離開。類似的過程會一直進行下去，而且少數種族的遷入數量越大，就會吸引更多的少數種族遷入，而且遷入的速度會更快。在美國少數種族問題激化的20世紀60年代，這個問題非常突出。譯者把tipping譯作“傾斜”，但是“傾覆”或者“顛覆”可能更符​​合原意一些，也更切合原作的本義（謝林另外那本名著《衝突的戰略》的中譯本就是這樣處理的）— —雖然這也不一定就最好。又比如，“自動調溫器”（thermostat）譯作“恆溫器”，可能更加符合中文的習慣，也更加平易——平易正是謝林風格的重要特徵。再比如，“self-enforcing”一詞至今沒有統一的譯法，但是譯作“自我強化”或者“自我實施”肯定要比“自我約束”來得準確。另外，書后索引的翻譯和正文的翻譯似乎是不同的人分開做的，因此也存在個別不一致的地方。

當然，瑕不掩瑜。站著不腰疼地說了這些意見，並不妨礙我們對譯者辛勤工作的肯定。上面提到的幾個概念，我們指出來並不是蓄意為難譯者，而只是因為它們在書中都比較重要，這樣做可能會方便讀者更加準確地理解原作的意思。重複一次，我們忍不住過分挑剔，僅僅是因為謝林先生的書實在太好了。

最後想說的是，像《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一樣同時獲得幾乎專業的和非專業的讀者讚賞的經濟學著作並不多，而它短小的篇幅又把我們因為買了卻讀不完而引起愧疚的風險降低到零，因此你不妨趕緊拿一本來，早些一飽眼福，如果你還沒有讀過的話。